投机的中国人

赌场一楼是富丽堂皇的大堂，设有大型轮盘赌台8张，每张赌台光服务人员就有12名；二楼分隔出大小赌室数十间，每间玩法都不同；三楼是休息娱乐会所，备有美酒佳肴，雪茄鸦片，曼妙女郎，一律免费，光鸦片烟泡，每日都要吸掉1500个以上，赌场更是有“四白”原则：白吃、白饮、白吸、白坐，俨然是用免费引流，用骰子变现。

人性被研究到了极致，不怕你不来。军政要员，土豪富绅，名流阔太，对181号趋之若鹜，而上海滩首富盛宣怀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赌，每赌必输。

盛家的庞大家业迅速败光，就是拜赌博所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曾经一把牌把北京路黄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整个儿输给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张学良，也是赌场常客，不过他首次光顾181号，却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间被捆在床上一个月，强制戒掉毒瘾，过程惨烈无比。

在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默许下，赌场日进斗金。租界当局一直依靠赌税，维持修路建桥、建筑维护、巡逻治安等市政开销，一个法租界巡捕房，每个月就能从辖区内赌场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赌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赌博收入525万美元，仅是上海同期赌博营业总额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广阔的中国，赌博泛滥的程度触目惊心。中国历朝历代都对底层的赌博行为严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但鸦片战争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驰赌博之禁，开征赌捐”，将赌税变成筹措赔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松弛，伦理渐丧，赌博在华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势，全国仅所谓彩票公司，就多达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两广总督不到10天的李鸿章，就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用来筹集政府经费。先是规定“闱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赌饷200万两，又以筹集海防经费的名义，规定“番摊”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赌饷200万两（闱姓和番摊均为晚清赌博玩法），后来山票、铺票、白鸽票等项目也被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老佛爷以海防捐的名义，筹钱修颐和园，被后人骂了一百多年，总共不过200多万两。在赌禁放开的广东，这不过是一个赌博项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费而已，可见中国人底层百姓好赌到了何种程度。很快，各省纷纷效仿改革弄潮儿广东省的经验，以“奉旨开赌”为名目，逐渐将赌博公开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赌，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亲自下场，借着救济、国防、惠民等名义开设所谓“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权的权贵们大肆敛财，甚至连妓院行业协会也发行彩票，中头彩者可以娶当红头牌为妻。高峰时，武汉一条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产中介连锁。

晚清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朝廷亲自下海开盘口，老百姓肯定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这种宝贵经验，还能管用很多年。

02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烟正浓，无论是喜欢麻将怡情的教授们，还是经营赌场发财的流氓们，都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一场历史大赌。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庆，此时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队围的水泄不通。在校庆纪念会上，校长胡适发表讲话，此时城外响起激烈的炮声，胡适面色不改，将简短的发言作完，便匆匆赶赴南苑机场，与陈寅恪等一同飞往南京。目睹此番场景的季羡林，做了几句诗：“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其实挽留和争取胡适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曾经数次登门拜访，恳求胡适留下；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是胡适的同乡和密友，受地下党所托多次挽留胡适；而胡适夫妇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亲上飞机，胡适只能给他留下一箱财物，父子从此诀别。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6]。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编辑：源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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