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楼史的下半部和中国互联网新贵们的下半身

民国文人的“贤者时间”

民初大佬对出入“八大胡同”并不以为意。袁世凯将社交场所定在这里，除了袁世凯的侄子袁乃宽、二子袁克文，北洋系高官如顾维钧、杨度、徐树铮、章士钊，以及后来当了总统的黎元洪，也都是这里的常客。

但爱惜羽毛的民国文人，在狎妓嫖娼上的态度和做法就很耐人寻味了。通常，他们在嫖娼时毫无顾忌，事后又各种忏悔或推卸责任。这反差萌式的“贤者时间”，倒和叔本华各种不喜欢女性，却又偷偷嫖娼染了梅毒，有同工之妙。

胡适读书的时候嫖，结婚之后也嫖，完事儿了还在回忆录里大大方方地承认；这道算好的，像徐志摩嫖了就赶紧给陆小曼写信致歉，信中还不忘要拉胡适垫背——

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

我们的“诗哲”，可真是好样的。

郁达夫嫖完会写忏悔文字，写得多了干脆直接写了小说《沉沦》。论敬业，我只服郁达夫。

少年郭沫若就更甚之，宗白华回忆说：

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

（编辑：源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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