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2016：从流量为王到生产率贡献制胜

　　面对“诸神退位”与“白银时代”，以及投资人从“中国溢价”到“中国折扣”的转变，你必须彻底放弃过去的流量思维和摊大饼模式，转而通过结构化思维来重新思考和定义自己，尽快将互联网模式升级到生产率贡献模式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价值线”(ID：jia-zhi-xian)，作者尹生

　　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盘点和展望季，和往年一样，尹生将综合过去一年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和我的研究，提出我对互联网特别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与价值趋势有关的重大变化的判断。在去年的盘点文章《互联网2015：诸神退位与白银时代》中，尹生将2015年定义为互联网白银时代的起始年：

　　白银时代，也许就是经历2015年诸神退位后，中国互联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实。最初那些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红利接近消耗殆尽，就像BAT在搜索、电商和社交这三大传统领域正经历的，而新的机会主要存在于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渗透，这意味着你必须同那些行业已经存在的生产者展开生产率的竞争，这将变得不再性感，挤泡沫将贯穿始终。

　　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在“诸神退位与白银时代”的轨道上越陷越深：

　　经历了《2015：小米与反小米者的决战之年》的小米，在2016年面临的是曾经的《小米时代结束了》、而新的时代不知能不能来的局面;抓住了全球PC产业重组机会过了几年好日子的联想，终究还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口面临失去“联想”(《我们是怎样失去联想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中最具技术基因的百度，2016年以来在传统的搜索商业模式上遭受了不小的质疑;A股互联网概念的超级玩家乐视尽管成功将历次的质疑和危机化解于股掌，但最近几个月遇到的新麻烦看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化解;

　　而近年最热门的领域、烧掉了数百亿美元的互联网+，继本地生活服务之后，在更多的热门细分领域，比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出行等，都出现了阶段性搁浅的迹象——整合了Uber中国、拥有国家队资本背书的滴滴眼看钱途在望，却没想被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网约车新政打入冰川期，尽管有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这样背靠互联网巨头的明星，却掩盖不了互联网金融整体遭遇的信誉危机和政策监管双重打击;

　　即便那些暂时置身势外的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二者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重新回到了40%甚至50%以上的增长，这帮助其股价走出了一波小牛市，两家公司的市值一度逼近3000亿美元——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比如收购或新增商业化业务、去年同期较低的基数等，如果它们不能尽快找到适合后红利时代的增长模式，估计很快还得重新回到较低的增长轨道上来(《就连腾讯也可能要正视后智能手机红利时代了》)。

　　部分企业现在已经或未来即将面临的挑战，可以从我之前的文章《对硅谷而言，它才是比特朗普更危险的敌人》的观点中得到部分解释，即“从长期看，对那些市值达到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而言，都必须给予一个特朗普折扣，以反映这些潜在的监管压力，相反，那些处于挑战者、创新者地位的公司，或者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佼佼者，可能会获得相应的特朗普溢价”。

　　政府监管的杀伤力最大的部分可能不在于对行业的直接监管——尽管滴滴的遭遇表面上就属于这种——而在于转而寻求在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的国民待遇，过去出于刺激行业发展的需要或仅仅是因为政策无法跟上新事物的发展，互联网行业实际上在一些领域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比如税收、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保护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处理等。

　　当一个政府决定这样做时，它不难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这种力量的中坚部分来自于受到冲击的传统行业，由于上述超国民待遇的存在，以及泡沫化的风险资本的广泛存在，导致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生产率贡献被放大、而一些优秀传统行业公司的经济价值或整体的社会价值被低估，而这些行业往往接纳了更多的就业。当整体经济面临挑战时，占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反应更加敏感的传统行业会受到更大冲击，这可能反过来也迫使政府的天枰偏向于传统行业。

　　另外，互联网自身发展阶段的演进，也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快速普及阶段，用户规模、普及率以及互联网自身独特的价值，比如与时空消解相关的价值，是主要的驱动力，这时它与传统行业的冲突较少，但当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连上互联网(在中国、美国这样涌现了最多互联网独角兽的国家这早已成现实)时，新的动力将来自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率思想和手段(取代初期阶段的独立产业定位)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也就是所谓的一切皆互联网阶段，而在这方面互联网和传统行业都有机会争夺主导者角色，这同样会影响资本、传统行业进而是政府的政策。

　　相比而言，美国公司的处境可能比中国公司要好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成功的全球化战略，这让它们有全球人口基数作为后盾，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则与专业化和全球化都有关，这让它们专注在垂直结构上进行布局，而非像中国公司那样采取横向多元化的模式，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同传统行业进行直接竞争，同时，垂直结构让它们在未来的经济互联网化中可以作为生产率价值提供方而奠定稳定价值引擎，从而在战略上获得更多的稳定性，成为真正的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

　　这种不同已经在中美主要互联网公司的业绩上有所体现：在过去的数年，Facebook的营收增长始终保持在50%以上，而且主要来自广告这种形式，而亚马逊和谷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后，2016年重新走上了中高增长轨道，谷歌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营收增长超过20%，而亚马逊的营收增长则达到30%左右，如果按照扣除货物和服务采购部分的增值部分计算，则增长更快。

　　回到中国几大互联网巨头，百度目前的增长已经近乎停滞，而正如前文所言，如果不出意外，腾讯和阿里眼下的高增长似乎也不具备可持续的基础。过于局限在中国市场，让它们更容易受到人口红利、经济大势等变化的冲击，同时，相对有限的市场也让垂直结构战略因为缺乏必要的规模而无法与美国公司竞争，这还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可能的影响，比如在云计算领域，各地政府的热情可能会间接导致定价的非市场化，从而使得即便阿里这样的领导者未来也可能不一定能完全收割与其地位匹配的商业成果，至少不会那么容易。

（编辑：源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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