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理，这个本该10年才成熟的岗位，5年内就被催熟了

「传统行业从匮乏到丰饶的过度，是滞后」。互联网成为圆心，传统行业以与互联网相关性的强弱为半径，形成同心圆，渗透有近及远。金融行业与互联网行业的关系属于第一阵列，「最远的是荣威汽车，还有做路由器的腾达」。

目前，苏杰能够触达的范围和互联网触达的范围重合，北上深杭最多，福州次之，最远的地方海口，为海南航空做企业培训。

一个产业开始火热最直接的标志是，很多钱进来了。

2015年，PMcaff创始人之一阿德开始全职接受PMcaff;「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论坛」衍生出了「起点学院」，做产品经理培训，老曹成为院长;「产品壹佰」被慧科集团收购，刘文治成为慧科集团副总裁。三节课、馒头商学院、网易云课堂，也都开设了产品经理的课程。

从论坛到培训，「产品经理」已经成为商业模式一种，这也是行业进化和成熟的标志之一。苏杰依然游离在组织之外，虽然与馒头商学院有长期合作，但依然是自由身。

 三  

万事有起必有落。「今年产品经理的人数需求不再会爆发增长，也会有很多初级产品经理被淘汰」。

在苏杰看来，产品经理不只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岗位不同，产品经理并没有限定从业者具备某项特定的技能。它和互联网同时出现，身上也具备了互联网相似的「包容性」，也拥有互联网没有明确边界的属性。

苏杰总结出了产品经理的7个层次。随着互联网的纵深发展，对产品经理本身的需求也开始发生变化：专业向的产品经理会开始出现，人数不会有爆炸增加了，垂直细分行业的产品经理会更多地出现。

苏杰对比了硅谷和国内对产品经理的差异。

在硅谷，极少有初级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大都有很强的技术背景，或者行业背景。初级产品经理的角色被工程师自身消化。「但国内现阶段很难达到，这是整个人才结构的问题」，产品经理要为商业负责，而国内的大多数工程师并不具备商业意识，这和硅谷有很大的差异。

硅谷技术驱动的公司较多，中国更多是商业模式驱动，对PM的技术背景并不强调。同时，在硅谷，大多数人都是跨学科人才，懂技术的人，通常也有商业意识，他们可以把初级产品经理的工作做掉，真正的产品经理则不会被困在文档等琐事上。

「我们在硅谷的时候常常会提到52年的中国的高校改革」，这种差异，最终要追溯到中国和美国教育理念的差别。

半个世纪以前，政府打破民国时期的西方教育模式，参照苏联模式，重构了高等教育体系，大多综合性院校被强行拆分。「典型的手脑分开，做事情的人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有想法的人什么都干不了。现在的问题，根上就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高校改造」。

 四  

互联网正在加速着个人的自由，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接受。

在硅谷的见闻让苏杰感慨，「他的叛逆、他的创新，他的不循规蹈矩，但是又不是乱搞，他们都很精英，所以不要总盯着那些辍学的人——即便是这些辍学的人也是从世界顶尖高校辍学的」。

这才是「自由人」的状态，而「在中国，有知识的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没知识」。

苏杰的手在桌子上比划着，「我们社会进步的阻碍有两种：一个是不懂听，一个是照着做」。

「不懂听」的表现是指，网络上不依据任何事实，也不借助逻辑论证的无脑愤青，他们以网络名字参与公众事件，抨击一切他们不理解的。

「照着做」则是由来已久的思维惯性，我们要求孩子「听话」、纲常伦理的思维方式均来自于「照着做」。在现代的社会系统中，大多数的组织形态是基于控制的，控制的核心则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以及自下而上的服从。这种惯性有助于社会稳定，所以自古以来被各种思潮鼓励，但这种思维训练下的个人不具备成为「自由人」的素质。

而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产品经理岗位则像一个异类，他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社会推动力」。

「我觉得产品经理从职业训练上来说，产品经理有成为自由人的精神内核」，这是苏杰决心成为「产品经理布道师」最重要的理由。

「让每一个人变成一个独立上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一个人从只懂得生存的原始人，渐渐变成一个更高级的人。这个目标很宏大，宏大到我做的事情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到一片大海的感觉。」

苏杰正在践行这样的自由人法则。

作为「布道师」，他没有固定的伙伴和团队。他习惯尝试着各种非全职式的间断性合作：在一件事情需要解决时，寻找最合适的合伙一起做事，由事件驱动人，而不是组织驱动。

最终，大家变成越来越松散的组织，「从一个铁板一块的公司式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苏杰用这种方式，组织了一个虚拟的翻译组织——七印部落，成员不固定、并且自由来去。目前已经翻译了13本书。

「我更喜欢这种这种组织结构，虽然，它未必做成特别大的事」。

（编辑：源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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